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凤凰和猫头鹰的典故
典故源自于《庄子·外物》篇，其中写到：
怎样做才能远离毒品的危害
不要去一些可能会遭受毒品毒害的场所
商朝殉葬坑里血淋淋的，为何这样大规模的人殉史册上却找不到记载
人殉在史册上偶有见之，但如殷墟那样的大规模殉葬，中原史书中却没有见过。仅仅只有《后汉书·东夷传》提到东北亚北部的索离人有“殉葬，多者以百数”的记载。这是唯一一条大规模殉葬的中文记录。
殷墟西北冈殉葬坑
1934年，中央研究院发掘了安阳西北的西北冈祭祀区，以后陆续发现1400多个祭祀坑，一般认为殉葬者总数约为14000人。据体质人类学统计，这些尸骸包括了各类人种。然而，人们在中文文献中可以很明显看到“人殉”制度，但看不到大规模祭祀或者殉葬的蛛丝马迹。前者有很多例子，最著名的是秦穆公的良将子车氏三英，这种做法，一般俗称为“陪葬”，是主人对侍从奴仆的一种赏赐，也是士人对君主的最高级别的效忠，见于《史记》、《诗经》、《左传》等信史。后者，即大规模殉葬，却没有文献可证。唯一可以参照的中文文献是《后汉书·东夷传·夫余》关于索离人的记载。
《后汉书·东夷传》：初，北夷索离国王出行，……东夷之域，最为平敞，土宜五谷。出名马、赤玉、貂豽，大珠如酸枣。以员栅为城，有宫室、仓库、牢狱。其人粗大强勇而谨厚，不为寇钞。以弓矢刀矛为兵。以六畜名官，有马加、牛加、狗加，其邑落皆主属诸加，食饮用俎豆，会同拜爵洗爵，揖让升降。以腊月祭天，大会连日，饮食歌舞，名曰「迎鼓」。是时断刑狱，解囚徒。有军事亦祭天，杀牛，以蹄占其吉凶。行人无昼夜，好歌吟，音声不绝。其俗用刑严急，被诛者皆没其家人为奴婢。盗一责十二。男女淫，皆杀之，尤治恶妒妇，既杀，复尸于山上。兄死妻嫂。死则有椁无棺。殉葬，多者以百数。其王葬用玉匣，汉朝常豫以玉匣付玄菟郡，王死则迎取以葬焉。
这条记录很重要，因为按照通说，殉葬制度广泛盛行于欧亚草原游牧民族之中，但索离国却是一个定居民族，也有一定的文明程度，但却同时实行大规模殉葬。这与殷商不是很相似吗？被认为草原民族的匈奴，实际上殉葬时却更喜欢用“头发”作为象征物。
祭祀和殉葬
大规模殉葬的具体情形，按照殷墟西北冈祭祀坑的尸骸来推测，也并不是活埋，或者集体排队进入墓穴而后填土等等想象中的。实际上，殉葬是有着一整套仪式的，具体按照甲骨文有“卯”、“用”、“伐”等，都取法于动物杀牲祭祀的种种。这套见于甲骨文的一系列特定动词。但是，所谓殉葬，无论是忠仆的殉，还是俘虏奴隶的陪葬，或者是活埋或者杀了以后埋，总是要埋到坟墓里的。而仍有大量的尸骸并没有埋在坟墓里，而是安放在祭祀坑里，这就不能称为殉葬了，只能说是“大规模祭祀”。
大规模祭祀，文献中可见于《逸周书·世俘解》，武王抓到了一百多个纣王臣子，在周庙的燎祭仪式中，举行了大规模的祭祀活动，其具体方法为“废”、“伐”两种，一些学者考证，“废”可能是肢解，“伐”就是斩首，“卯”就是剖开。殷墟之中还有铜器烹煮头颅、斩首等，分别对应着不同的文字动词。
《逸周书·世俘世》：乙卯，籥人奏崇禹生开三终，王定。庚子，陈本命，伐磨百韦，命伐宣方、新荒，命伐蜀。乙巳，陈本命新荒蜀磨，至告禽霍侯、艾侯，俘佚侯，小臣四十有六，禽御八百有三百两，告以馘俘。百谓至，告以禽宣方，禽御三十两，告以馘俘百韦，命伐厉，告以馘俘。武王狩，……时四月，既旁生魄，越六日，庚戌，武王朝，至燎于周，维予冲子绥文。武王降自车，乃俾史佚繇书于天号。武王乃废于纣矢恶臣人百人，伐右厥甲孝子鼎大师。伐厥四十夫，家君、鼎帅、司徒、司马，初厥于郊号。武王乃夹于南门，用俘，皆施佩衣，衣先馘入。武王在祀，太师负商王纣，县首白畤，乃以先馘入燎于周庙。若翼日辛亥，祀于位，用籥于天位。越五日乙卯，武王乃以庶祀馘于国周庙，翼予冲子，断牛六，断羊二。庶国乃竟，告于周庙，曰：“古朕闻文考修商人典，以斩纣身，告于天于稷。用小牲羊犬豕于百神水土、于誓社。”曰：“惟予冲子，绥文考，至于冲子，用牛于天、于稷，五百有四，用小牲羊豕于百神水土社三千七百有一。”
逸周书的这段文字罕见地还原了大规模祭祀的现场，祭祀伴随着动物用牲一起举行。武王本人明确说这就是“商人典”，即殷商的大规模祭祀的仪式法典，也就是“燎祭”。实际上同时也是一次献俘活动。
值得一提的是，人们喜欢将殷商与阿兹特克对比。但这有明显的漏洞，阿兹特克祭祀的宗教色彩和旨趣相当明显，殷商祭祀却是与动物用牲一起举行的，其意义是将某些特定的人，如战俘、奴隶、罪犯、仇人、敌国君王等，像杀祭牲口一样献给祖先和社稷，其旨趣是军事宗教、战利品等等，与阿兹特克人的癫狂有所不同。
最后，殷商与索离人有如此相近的风俗，当然也就可能存在一定的亲缘关系，值得关注着继续追寻下去。
